Z世代精神健康告急：抗逆力差是因為「吃得太飽」？

Z世代精神健康告急

「精神健康」已經成為現代都市人繞不開的日常問題。內地互聯網上，「精神狀態」成為網絡熱門詞彙，隨之衍生一系列呈現年輕人精神狀況的「亞文化」（次文化）：「發瘋文學」（通過混亂的語言宣泄情緒）、「卡皮巴拉」（希望精神狀態如水豚一樣穩定）、「鼠鼠文學」（自嘲在社會中如卑微渺小的老鼠）、「救命」（表達無奈、崩潰或尷尬的情緒）、「我真的會謝」（用反諷語氣表達無語）、「鬆弛感」（嚮往從容、不焦慮、不慌張的精神狀態）、「emo」（形容憂鬱、焦慮、煩躁）⋯⋯

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健康狀態同樣令人擔憂。今年初，樹仁大學發表的《全港首個大型縱向研究——四代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和抗逆力：對逆境和創傷的反應》（下稱《研究》）報告顯示，在1萬多名受訪者中，約兩成人分別有壓力、焦慮以及抑鬱徵狀。報告指出，因經歷的社會環境、創傷事件不同，每個世代的心理健康徵狀、抗逆能力、情緒調節能力亦並不相同。其中，Z世代（18-27歲）的焦慮、抑鬱徵狀明顯高於其他世代，包括Y世代（28-43歲）、X世代（44-59歲）和晚期嬰兒潮世代（60至74歲）。

《研究》提出，個人抗逆力、情緒調節、家庭抗逆力、積極人生觀，能夠讓人在經歷心理創傷後，仍然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不過，調查發現，Z世代的四大保護因素都低於其他三個世代，尤其是情緒調節能力較低、人生觀更負面。

舊世代歷創傷成長

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美國約20%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印尼則只有6.5%；可以說，發達國家的精神類疾病患病率普遍高於發展中國家或貧窮國家已成為共識。然而，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重皿博士指出：「不發達國家的精神疾病患者數量未必更少，只是可能根本沒有被發現。」她解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為了追趕高標準，往往承受更大生活壓力，而發達地區的醫療水平更先進，民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也更普及。

世代矛盾之下，「年輕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你們就是吃太飽了」、「太閒才會想東想西」等說法也成了老一輩對新一代的指摘。梁重皿認為，這是對年輕人的誤讀。她分析道，前幾代人在較長時間內經歷過不少創傷，例如戰亂、社會動盪、發展落後，但他們總算是那些創傷事件的「幸存者」，後來也經過「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得以擁有更好的情緒調節能力、適應力和抗逆力；相比之下，Z世代在短短幾年內就經歷了社會運動、新冠疫情、經濟下行等一系列問題，仍然需要時間突破困境。

不管什麼世代，當下都面臨不同的生活難題和負面情緒：「嬰兒潮」一代如今面邁入遲暮之年，面臨安老、健康、孤獨、退休適應問題。X世代屬於「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階層，要供養父母和兒女，同時又面對較大的家庭和職場壓力以及中年危機。Y世代是最大的就業群體，正值「成家立業」的時機，但經濟蕭條之下，這些人生規劃可能被迫延遲。

卷不動也躺不平

Z世代的挑戰更加複雜。《研究》揭示，過去一年分別有1成Z世代年輕人受到暴力對待，梁重皿指出該群體常見「網絡欺凌」（網絡暴力）。Z世代成長於數碼化的社會，相對其他世代而言，更加依賴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這不僅削弱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社交能力，而網絡上的海量信息亦加劇了他們過度與同輩比較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如Instagram用戶每滑動帖子20次，就會產生自我懷疑或情緒波動。當容貌、金錢、學歷、工作、婚戀在網絡中不停被對比中放大，年輕人只能沉溺在無盡的比較中不斷焦慮，自我評價負面。《研究》還發現，Z世代出現焦慮徵狀的人數佔比高達30.5%，比其他世代高出1.74倍。

不管是內地還是香港，大多數Z世代都陷入「卷也卷不動，躺也躺不平」的困境。「以前的人努力就會找到一份工作，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梁重皿說，社會在進步，對人的要求亦水漲船高，X世代小學畢業都可以找到工作，但如今即使取得碩士文憑也未必能夠保證能夠獲得好工作，就更別說要面對瞬息萬變的技能需求和相當激烈的職場競爭，無論多辛勤工作也根本無法單憑一己之力就在香港或內地一線城市購置物業；與此同時，世界也從未太平，氣候異常變化、自然災害頻發、環球政局動盪、各地戰爭持續、社會氣氛低迷......「這些都令Z世代向上爬的機會更少，讓新世代的心理負擔更重。」

梁重皿並不認為Z世代天生抗逆力特別差，而是環境所致，例如父母的過度「保護」就是Z世代難以培養抗逆力的重要原因。過去幾代人，兄弟姐妹眾多、經濟條件較弱，父母根本沒有閒暇或能力幫助子女規劃人生，他們也就需要獨立面對生活難題。而Z世代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生育子女數量少，會幫孩子鋪排人生道路，使得Z世代更少機會遇到挫折、更難學會自己解決問題。梁重皿形容，這是保護，但同時也是干擾：「家庭是否可以讓孩子有選擇權？是否在他們面對挫折時，有足夠的承托讓他們站起來？這才是重點。」

抗逆教育成果未明

《研究》建議，學校加強對於學生的「抗逆教育」和「情緒教育」。這並不新鮮。教育局早在2004/05學年開始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通過輔導課程、小組、歷奇親子活動培養學生抗逆力。教育局後續還推出支援學校推動體能活動，鼓勵學生勇於接受挑戰、發揮潛能的「躍動校園活力人生」計劃；與不同的紀律部隊及製服團隊在中學推行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以歷奇、團隊及解難訓練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的「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計劃；培養正面自我價值觀的「WE」正向動力計劃、「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計劃」。此外，局方每年舉辦「關懷校園獎勵計劃」，鼓勵學校建立關懷的校園文化。

然而，五花八門的計劃中，最久的已實施二十年，而時至今日，學生的心理健康、抗逆力、情緒管理能力卻日趨低下，學童自殺率創新高，教育局是否有檢視和反思計劃的執行和成效？《香港01》記者就此向教育局查詢上述項目成效、評估標準、學校及學生參與率、不參與的學校之顧慮、課時佔比、不同項目側重點等具體數據和問題。教育局回覆時未有給出任何數據，而是強調「學校均積極參與，回饋正面，認同活動和計劃有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和良好品德，增強他們的正能量，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和生命質素。」

梁重皿則提醒，抗逆力的培養是實踐性的，體驗失敗和其中情緒，並非紙本和教材能訓練。另外，有些歷奇課程雖重視實踐，但只是讓學生「玩」一次，而她強調「抗逆力不是一次就能培養得了的，需要持續做，但我目前沒看到香港實行得好。」

在2004/05學年，政府預留每年5000萬元撥款推行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到了2019年，政府進一步優化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及中學「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涉及的全年額外開支高達2600萬元。教育局願意加大力度支援學生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假如當局從未系統化評估各類項目的成效，只是讓學生在一兩次活動後隨意填寫問卷便草草了事，那麼不斷增加公帑展開一個又一個計劃，又有什麼意義？